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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姚人多專欄】一直活在有龔重安這種人的年代2015-06-04 12:30
姚多多果然吃傅柯的口水。「怪物」(不正常的人,畸形人、待改造的人、手淫的兒童),「話語」(discourse),「無形的大監獄」(規訓與懲罰),「必須保衛社會」(書名)。
不過,傅柯的論點是非常悲觀的。不妨另一個方式來思考廢死的話語,如果進一步廢除死刑,使用精神病學、醫學、犯罪學知識,為罪犯進行醫療、改造、矯正、教養,甚至進一步證明罪犯的心智狀態,證明他不須為其作為負責。如此種種的作為,是否代表了司法-懲罰系統更「人道」,更「進步」了嗎?
傅柯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這代表了規訓權力的全面介入,罪犯將被強迫「矯正」,關在監獄、教養院、精神病院等等的「全控機構」(total institution)/「全景敞視建築」(panopticon)。被隔離,剝奪一切自由,他的所有行為,將會不間斷的被監視、記錄、評估,許多話語介入,干預他,強迫勞動、參與課程、治療、禁閉懺悔,他是無孔不入、散布四處的「權力-知識」角度的「待改造的人」、病人、過失犯。
權力和知識是互相促成的,
權力抓取邊緣人,產生話語/知識(人文科學),生產的知識又回過頭來擴大權力行使的範圍與力度。監獄的受刑人,圍繞著一群各領域的專家,監獄充當人文科學的實驗室,囚犯們像是實驗室的白老鼠,不間斷地輪流被觀察、更換實驗條件。大多數的囚犯也不知道其他人到底對他抱持著什麼看法。而這些實驗條件產生的知識,又將補充知識的話語,讓權力再度使用擴充、修訂版它們,更能夠在司法系統審判之前,先定義、描述、診斷罪犯。
即使罪犯刑期屆滿被釋放了,他還是處於被監控的狀態(性侵犯的電子腳鐐),或是獲致「更生人」的污名,被社會歧視、排斥,找不到工作,繼續著沒有希望日子,無法回歸社會,有極大機率再度犯罪,或乾脆成為警察的線民,讓權力得以介入、監控「犯罪圈」。
傅柯認為,權力只會擴大它的行使範圍與強度,權力不停的在進化,靠著各種知識話語、各種規訓機構(學校、工作場所、醫院、教養院、監獄…)、各種形式的全景敞視/監控系統(各種文件,病歷、犯罪紀錄、成績、甚至是晶圓製程的工作檢查表、每日的晨會、review,監視錄影的檔案--作為一種潛在的犯罪文本…)
有作用力,也必定會有反作用力。施作-反抗,彼此相依相存。在封建時代,國王就是權力的施作者,也是反抗的目標。不過到了現代,「進化後」的權力,從來沒有一個具體的施作/反抗目標,權力是透過散布在社會的無數個小點,彼此作用、建設、破壞,滲透到你我身上。感受到了無數細小的拉扯,無數權力的施壓、強迫,社會的成員,覺得越來越焦慮,總有無數的眼睛看著自己,自由度越來越小,行動越來越受限(工作場所裡越來越多的工作檢查表、會議、家長應該怎樣教養兒童、無所不在的監視器、又有新的精神疾病被「發明」了,原來我的「症狀」也符合這個定義,所以我必須進行相關的治療…),卻不知道看的人到底是誰?沒有了反抗的具體對象,也不知道如何反抗。失去了「抵抗」的可能性,這是照傅柯邏輯之下,無法回答的問題...
社會中的成員一旦發現了一個具體的、可見的危險,一個怪物,一個偏差者,一個殺人魔,就會牢牢的抓住他。他吸引了社會所有人的目光,他是社會集體焦慮的宣洩出口,與其說這是人民的抵抗,不如說是抵抗的轉向,進而鞏固了「權力」。所以,社會的其他成員可以大聲的說,我們「保衛」了這個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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