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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以往,北町貫多的一天,是從睜開眼睛後,二話不說往走廊盡頭、萬年充滿糞便臭味的公用廁所走去開始的。」

「用手指把早上因勃起而鼓脹堅挺的陰莖勉強調好角度,弓起身子將大量尿液排進馬桶裡之後,原本他是可以一股作氣,直接在旁邊的洗手檯把臉也順便洗好的。然而,他卻走過洗手檯,直接返回自己的房間,倒臥在那條用來當床墊的毛巾被上。」

這是西村賢太的「苦役列車」的開場鏡頭。這也是充滿自傳意味的一本私小說。早晨起床,對一般的中產階級而言,象徵著梳理、整飾、準備要去工廠與生產線奮鬥的開始。但在這裡充斥著早晨的符號,是「糞便、尿液、性、意志不堅、翹班。」這些符號是猥瑣、卑賤的,也反映出主角(與作者)的地位與自我感覺。

在這裡,又是一個挫敗的男人,一無所有,若有若無地在碼頭搬貨,打零工,勉強租著位於醫院後方,兩坪大小,沒有窗戶,沒有廁所的小房間。裡面的舖陳更是寒酸,只有一件單薄的棉被,枕頭,除此之外就什麼都沒有。身負「性犯罪之子」污名標籤的貫多,這一切就像「自我實現的預言」(self-fulfilling prophecy)。原本快樂的小學生活,是無憂無虞的,每天下午與同學打棒球,也會互相去同學家玩耍,腦袋也不算太差,還當選過幾次班長。看來平凡的生活,隨即被父親的性犯罪被捕的陰影籠罩,在報紙上登了父親的大頭照,刊載了犯罪的具體內容。他被貼附了污名,所有同學都不再理他,他被排擠、鄙視,彷彿自己在父親犯罪前與犯罪後,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人。

人是社會的動物,「自我」(self)是被社會形塑而成的,我們總是在意他人的眼光,在意自己在他人心中是什麼樣子,同時也用他人的觀點來看待自己。在這種如此負面的互動之下,貫多也覺得自己就是如此低賤,不值一顧,把自己緊閉起來,不與其他人往來,與別人衝突的時候,也開始使用帶有犯罪意味的暴力(言語、行動)。如果力量不足,被學校的小混混威脅,也只是毫無尊嚴地下跪,草草解決這場衝突。他在轉學之後,勉勉強強完成了學業,之後也放棄了高中的升學。變成今日的這種狀態。

社會上的其他人會如何看待這群挫敗的(男)人?

是他們自己造成的,意志不堅,懶惰,不求上進,墮落,酒癮,沒有理性計劃。淪為今日悲慘的境地,自己要負上最大的責任。所以,遊民、慣性犯罪者、幫派角頭、未婚的小爸媽、臨時工作者,所有的收入低下者,都必須為自己負責。

真的是這樣嗎?

當然,我並不是主張,一切都是社會的責任,個人都不需為自身負責,甚至沒有自由意志。

我只是想要試著理解這些挫敗的男人,也是試圖理解自己(身為在地下洞穴打包廢紙的中年男人)。

試著理解社會對他們「自我」(自尊)的種種攻擊,影響了他們自己對自身的態度,社會因為他們的污名,作出各種歧視,關上了無窮無盡的機會大門。

我們在瑞蒙卡佛(Raymond Carver)的小說裡,到處都看得到這些殘忍、毫不留情的攻擊。就如同自己之前提到的「夜校」。

「他失業,寄居在父母的家(美國人很重視獨立生活這件事),離婚,在窮極無聊的時候,想去酒吧找點樂子,認識了兩個女人,她們也許同為天涯淪落人吧,想在漫漫長夜裡,抱著各自的心事尋找慰藉。男人請她們喝啤酒(心裡警覺地計算自己口袋還剩多少錢),想要男人開車帶她們兩個出去晃晃,排解心中的痛苦。他沒有車子,他們三人必須一起從酒吧走回家裡,向父親借車(多麼沒有男子氣慨啊,怎麼已經中年了,卻像是個處處依賴別人的小孩子呢?)。
回到他公寓的時候,父親卻不答應他(又是另一個挫敗),要他早點睡覺。於是他想了想,認命,帶著一點窩囊,樓下傳來兩個女人不耐地的叫罵聲,走進浴室,經過走道上臨時舖成的帆布床(他並沒有自己的房間),正想著要如何打發慢慢長夜。想著等等要讀的小說,想著等一下母親回來,帶回家三明治的滋味。」

在與酒吧中結識的女人、家中父親的互動中,他被貼上「失業、離婚、貧窮、依賴、缺乏男子氣概、沒有自己的獨立空間」等等標籤。他完全是社會主流價值的反面,也就是說,這個男人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。就如同垃圾一般的存在。

對自我的(符號)攻擊,可以在Goffman的「精神病院」裡,看到極端的例子。原本是社會上被認可的「正常人」,在被丟進像監獄一般的精神病院(也可以稱之「全控機構」(total institution))之後,「自我」(self),因為社會環境的改變,被攻擊、扭曲、變形、重構,自己也覺得自己就是一個「不正常的人」。

被剝奪外部世界的任何聯繫與角色安排,個體頓時無所適從,沒有任何外部裝置用來定位自己,只能屈從機構的強制安排,這些安排的目的,就是摧毀成員先前的自我身分認同。透過個人物品的沒收、喪失自己的名字,只變成一個病人編號、頭髮被盡可能地剔短、所有裝飾與衣著都被卸除,取而代之的,是標準化、粗糙、不合身,有如囚犯的病人衣服。配給沒有個性的生活用品/替代品、一系列羞辱的問話、身體的侵犯與污染、剝奪掉任何自我的空間等等,個體的「自我」感受,經歷了一連串系統性的打擊、屈辱、墮落、蒙羞、褻瀆。

在這個冰冷、殘酷、監視與控制(全景敞視建築)、病房層級分明(按照病情嚴重程度分派等級不一的房間)的世界裡,我是誰呢?

原本在外頭瀟灑風流,才華洋溢,充滿魅力的唐伯虎,轉眼之間,變成「9527」。原本手上拿的扇子和毛筆,創作著小雞吃米圖。現在手裡拿的是掃把和奙箕,變成一位專掃大便的低階雜工。

他們在這裡地位低下,自尊低落,原本是something,現在是nothing。

最後,有些精神病人進入了一種自暴自棄的狀態,在工作人員及病患面前,全身赤裸,也不拿任何衣物遮蔽身體,上演著一場「不知羞恥的道德藝術」。就像北町貫多一樣。

「社會」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,形塑著所有人的「自我」與「自我感覺」,我們依賴其他人得以存在,依賴其他人的眼光及安排,獲得自信。我們甚至習得社會的標準,站在他人的觀點看待自己。甚至在情境中不需要其他人存在,只要看著鏡子,就得以評估自己的身分地位。

對這些挫敗的男人來說,社會是充滿著壓迫的存在,這個「父權社會」,不只是壓迫著女人,還回過頭來攻擊這些失敗、完全不符「成功」資格的男人們。對他們來說,這個社會,就是一個層級分明,持續攻擊病患「自我」(自尊、自我感覺、身分、地位)的精神病院(Asylum)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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