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數百名人類文化學家訪問過所有能想得到的部落。他們穿過茂密的森林，把最有異國情調的風俗習慣成目錄，把最複雜的家族關係或祭禮儀式拍成照片並寫成資料。然而，對我們自然的工業、科學、技術和管理研究卻很糟糕…這些人類文化學家能夠深入到居民的內部去研究他們的關係準則，但他們卻不去分析城市設計者、地鐵或城市旅館的工程師們所做的事情；他們悄悄地鑽入某個工廠，認真地研究那些帶有異域特點的窮人(他們習慣於抑制自己的看法)，卻不對工程師和老闆進行研究。」(Latour and Woolgar 1986: 10)
這是Latour的科學民族誌宣言，他進行「向上研究」(study up)，進入我們看似熟悉、鄰近的領土，把科學實驗室當作一個獨特的原始部落去研究，看他們如何聯合、串連各種行動者，把萌芽的、脆弱的主張(claims)化為堅不可摧的事實(facts)。
但是，即使關注的焦點拉到了實驗室，卻忽略了在科學活動的勞動分工中，負責實作、維護/穩定各項物質的技術員(technicians)。Latour承認，技術員對於科學家而言非常重要，提供了許多實證資料、維持實驗室的運作，但也僅僅到此為止，焦點仍放在科學家的各種(政治)行動之上，技術員仍然是不可見的(invisible)。
這也讓我能夠找到其他研究的可能性。我利用工作之餘，跟隨一群半導體技術員，進入實驗室，觀察他/她們的各種實作，得到了一些初步發現。即將在4月初發表於「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」。半導體技術員絕非「不可見的」，也並非以往的刻版印象(只是科學家的手腳)，或是去技術化的勞動。
當初蔡友月老師在族群專題研究的課堂上鼓勵大家，盡量把期末報告投稿社會學年會。她說年會的論文，有些品質非常差，「你們的東西一定沒問題！」憑著這句話和憨膽，我鼓起勇氣把這些東西投稿。靠著指導老師幫我修改後的、包裝精美的摘要，僥倖就錄取了…
看了其他的論文列表，感覺大家的東西都超厲害的啊…
我會不會被釘在牆上啊…囧…
可以在Q&A的時間，說我還有點事，要先走了嗎？
或是說我喉嚨不舒服、重感冒，無法發聲(那之前的口頭發表又是怎麼回事呢？)，我先統整問題，之後再用e-mail回覆嗎？？
還是買通計時的工作人員，縮短回應的時間？？
文章還在修改中，還要再跟老師討論(慘電)…
大家有空可以來玩，或是等我文章改到一個段落，可以請大家幫我看看，給我一點意見…
以下是我的摘要：
關於科學活動，以往的研究或是媒體都把焦點放在科學家或是研究生身上，忽略了一群在背後操作、維護機台、執行實驗、維持實驗室運轉的技術員(technicians)/技術助理(technological assistant)。他/她們通常被視為科學家/實驗室的手腳(Lab’s hand)，工作內容並未有太多知識的成份與價值。而Shapin首度將研究焦點放在技術員身上，隨後的許多學者也開始研究不同領域的技術員，發現了技術員豐富的實作內容與獨特的價值。
關於「半導體製程」的技術員，過往相關研究(如黃玟娟)指出他/她們的地位相對低落，也認為自己的工作沒有太大的價值與技術。我跟隨一群T大「聯合實驗室」的半導體技術員，進入工作現場，與他/她們交流、互動和參與觀察。一方面我逐步發現技術員們的精湛手藝，另一方面，也發現他/她們也如同以往研究，貶低自身工作的價值，認為自己不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，就能操作設備、進行實驗。
這是真的嗎？他/她們真的缺乏知識嗎？還是他/她們擁有的知識刻意被貶抑、忽略？
我嘗試從「技術/知識的實質內容」以及「認識論政治」(epistemic politics)兩個層面，來回答上述謎題：
首先，我觀察了技術員的實作知識內容，並和以往的研究對話。他/她們在科學實驗室進行各種創意實作、臨機應變，科學家與研究生都非常依賴他/她們的獨特價值，他/她們擁有豐富的「脈絡知識」(contextual knowledge)與建立在默會的理解/整體感/脈絡感之上的各種知識。過往的研究，雖然關注了Polanyi默會知識的「不可言說」(tacit)特質，但忽略了Polanyi的另一項主張：擁有技能的前提在於一種不可言說的「領會」，具有脈絡感/整體感/理解。這份「理解」，是半導體製程的整體知識圖象/認知框架，包括半導體四大製程、儀器的運作原理、共享的經驗法則/行事準則，以及對於各種可能污染、不確定性的防範原則。技術員在實驗室中，透過各種知識的來源(口述、身體的實作、同事/使用者/廠商之間的交流、意外)，逐步融入「整體」，學習這個認知框架，他/她們透過「理解」，熟練於設備操作、臨機應變，並且詮釋、過濾各種感官信號，定位出它們在實驗室中的意義，指引後續的行動、遵守特定的社會規範(對清潔、安全的偏執)。他/她們也成功扮演著科學家與物質/非人行動者之間的「轉譯者」(translator)，技術員透過「理解」，把科學家的抽象需求與概念，逐步轉化為身體的一系列動作，摸索出最適於特定脈絡的參數設定，建立一套穩定物質配置，順利完成實驗。
其次，是關於「認識論政治」議題，「聯合實驗室」獨尊抽象的、理論的「正規知識」(formal knowledge)，唯有具備「正規知識」，才能晉升科學社群，進行學術活動(發表文章、申請計畫獲取經費等)，即使技術員擁有獨特的價值、豐富的脈絡知識，但在實驗室中，技術員的地位仍遠低於科學家。除了制度上的給薪、升遷設計，在與科學家的互動中，他/她們服從於對方，肯認文憑以及背後代表的「正規知識」的價值，進而否認自己豐富的脈絡知識與技術，認為科學家從事的「動腦工作」，比自己從事辛苦的「身體勞動」還來得有價值。一方面自豪於自身的技術，另一方面也因為缺乏文憑，證成了自己必須從事較辛苦的實驗室實作。他/她們對文憑充滿焦慮，也掙扎地去嘗試取得研究所的文憑，但兩者之間存在著難以通過的「正規知識」門檻。技術員們也以基於「正規知識」為基礎的各種學術活動，去衡量科學家的表現(搞懂物理機制、發表論文、申請計劃等等)，對特定未達標準的科學家，質疑他們是否有資格享有特權與高地位。在這些日常的互動之中，進一步鞏固、再生產了實驗室的知識階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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